多年来，一系列以中国共产党诞生为主题的影视作品，重现了那段充满变革的历史，并留下了令人难忘的画面。
在庆祝建党105周年之际，我们邀请了部分创作者和红色影视研究专家，共同回顾影视作品中描绘的建党时刻，分享创作背后的故事，探讨这些作品为何能长久地打动观众。
火种潜藏于觉醒前夜
龙平平（《觉醒年代》编剧、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大众谈及建党时刻，常会先想到1921年于上海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和嘉兴南湖红船上举行的会议。然而，在我看来，以建党为主题的影视作品，其核心任务应是阐释中国共产党从何而来、为何出发。以往许多影视剧仅聚焦中共一大，跳过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至建党之间六年间层层递进的思想酝酿过程。事实上，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与建党三者紧密相连，层层推进。只有完整呈现这段探索历程，观众才能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为何是历史与人民的必然选择。这正是我在创作《觉醒年代》时着力弥补的叙事空白。
《觉醒年代》播出后，有五组画面深深烙印在观众的集体记忆中。首先是“南陈北李”在海河边相约建党宣誓，这是全剧立意之核，直面近代中国破碎山河的时代之问。其次是李大钊与胡适就“主义与问题”展开的辩论，完整再现了当时关键的思想交锋，至今仍是思政课堂的常用素材。第三组是北京大学新旧学派的百家争鸣，辜鸿铭温和地阐释中国人内在的温良，鲁迅则撰写《狂人日记》，真实再现了民国时期文人救国道路上的思想碰撞。第四组是陈独秀、李大钊走上街头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不畏抓捕、挺身入狱，展现了革命先驱不惧强权的斗争风骨。第五组则是陈延年、陈乔年兄弟赴法勤工俭学与他们走向刑场的交叉剪辑画面。一边是怀揣理想远赴海外求索真理的阳光少年，一边是身戴镣铐、踏血而行、高唱《国际歌》从容赴死的烈士。这一双线对照的经典场面，引发了全网大量的二次创作，并在清明节、建党纪念日等重要时刻被年轻人广泛转发。
建党105周年之际回顾，我期望观众能透过影像理解“初心”二字的深远意义。一百多年前，陈独秀、李大钊本可安享富足安稳的生活，却主动扎根基层，投身革命，其初衷是为了让普通百姓能有尊严地生活。创作《觉醒年代》的想法始于2014年，至2020年完成，历时近六年。剧本累计修改九次，始终秉持敬畏历史、尊重历史的态度，力求还原真实的时代与人物。曾有年轻观众留言说：“《觉醒年代》没有续集，当代青年就是续集。”这句话令我深受触动。我衷心希望当代的青年观众能铭记那些为国捐躯、舍身求索的革命先驱，以先辈纯粹的理想和不屈的坚守为指引，前行不止。
（本报记者苗春采访整理）
于黑暗中划亮第一根火柴
王仁君（《1921》《问苍茫》《浴血荣光》等作品中的毛泽东饰演者）
至今，我有幸五次在影视作品中扮演青年毛泽东，时间跨度从建党前夜至遵义会议。诠释这个角色，意味着褪去伟人光环，还原一位青年在风雨中成长的历程；在表演上，也从“苦苦求索”走向“化入骨血”。
在拍摄《1921》时，我着力刻画他急切寻求救国道路的形象，塑造了一个善于思辨、目光如炬、充满书生气的青年。到了《问苍茫》，则转向深入扎根乡土的日常。为了演好犁地戏，我提前向老农学习，让手脚沾满泥土，留下劳作的痕迹。而在《浴血荣光》中，青年毛泽东开始直面内部分歧，在争论中淬炼出更坚韧的团结。他曾与朱德因军事路线发生激烈争论，深夜辗转反侧。次日清晨，毛泽东细心地叠好朱德送的狗皮褥子，并附上连夜拟就的整顿计划送回。他没有多言，但其中蕴含着超越分歧的信任。我逐渐领悟，真正的领袖不仅要在敌人面前坚定，也要学会与同志争论后依然并肩作战，在分歧中维系情义。革命道路既需要激情和锋芒，更需要同路人之间的清醒与包容。
演绎青年毛泽东，最艰难的戏份并非慷慨激昂的演讲，而是那些沉默的留白瞬间。《问苍茫》中有一幕，他伏案写作许久，抬眼望向窗外，眼中闪过迷茫与孤独。那一刻，他只是一个在长夜里摸索前路的青年。如何捕捉历史洪流中个体的困惑与求索，是表演中最难拿捏的尺度。
我认为，青年毛泽东身上有两种特质尤为值得关注。一是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当许多人还在热烈辩论救国方案时，他已奔赴安源煤矿，与工人同吃同住，在煤灰与汗水中探寻出路。二是宏大理想与细腻情感的鲜明反差。他既是写下“汽笛一声肠已断”的深情丈夫，也是心怀愧疚的父亲——行军途中，他曾向战友坦言，不要轻易对孩子许下无法兑现的中秋团圆诺言。革命理想与柔软情感的交织，使得青年毛泽东的形象格外鲜活动人。
我希望通过表演传递信仰的力量与坚守的勇气。百余年前，许多投身建党伟业的年轻人本可拥有优渥的家境和舒适的生活，却义无反顾地舍弃一切，在前路不明的情况下，仍然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并非空洞的口号，而是身处黑暗时顽强燃烧的信念。毛泽东如同长夜里率先举灯之人，说道：哪怕只剩一粒未冷的星火，也值得坚持。我希望观众明白，所有伟大，都源于在黑暗中敢于划亮第一根火柴的普通人。
回顾我所饰演的青年毛泽东，我渴望观众铭记的，不仅是他改变历史的伟业，更是他扎根人民、终身求索的品格。他从青年时代起便视人民为师长，始终坚信，中国未来走向的答案，就蕴藏在中国大地上。我相信，这样的青年毛泽东，今天依然能给予年轻人无穷的力量。
陈延年就义前的那一次回眸
张晚意（《觉醒年代》中的陈延年饰演者）
若今日只能重温《觉醒年代》中的一个场景，我必选陈延年英勇就义前的那个。那曾是他在剧中的最后一个镜头——他的脸上、身上布满酷刑留下的血痕，却始终带着微笑，眼神坚定从容，闪耀着信仰与理想的光芒。
拍摄这场戏时正值湿冷寒冬，我光脚踩在混着血水的碎石上，身负二十多斤的镣铐，那份真实的寒冷与疼痛，让我仿佛触摸到了烈士当年所承受的苦难。这场戏还浓缩了陈延年的一生：从少年时期与父亲的隔阂，到四处求索救国道路、远赴海外寻找真理，再到坚定信仰、从容赴死。短短几分钟，没有一句台词，却通过一个回眸、一抹微笑、一行字幕，让许多观众记忆深刻。
剧集播出后的这些年，最令我感慨的是，许多观众在现实生活中认出我，呼唤的不是“张晚意”，而是“陈延年”——这是对演员塑造角色成功的最高肯定。同时，源源不断的观众反馈和持续多年的自发缅怀，都让我感受到陈延年已深入人心。全国各地的年轻人自发前往安徽合肥延乔路、上海龙华烈士陵园献花，许多人在写给烈士的信中写道：“如今山河无恙，如你所愿。”网络二次创作、校园课堂分享、高考作文中，都出现了陈延年的身影。更让我感动的是，不少青少年和大学生告诉我，在看过陈延年的故事后，他们主动研读党史、递交入党申请书，以他为榜样树立理想。这表明，这个角色已经成功地传递了精神力量。
如果今天再次向观众介绍陈延年，我最想强调的，依然是他极致的自律和坚定的信仰。十几岁时，他就为自己定下了“六不”戒律：不闲游、不看戏、不照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谈恋爱。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长期比较和探索中，从无政府主义者成长为共产主义者。一旦找到真理，他便坚守终生，直至献出生命。他很早就立下为国家牺牲一切的志向，并在29岁时用年轻的生命践行了自己的诺言。他倔强、善良，胸怀抱负，拥有那个时代先进青年共有的家国情怀，充满魅力。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了他，他不再仅仅是教科书上的一个名字，而是青年观众的“同龄人”，有血有肉、有理想、有信仰。镜头定格了陈延年刑场回眸的瞬间，也定格了青年共产党员坚持信仰的模样。我相信，陈延年永不熄灭的精神之光，将继续照亮后来者前行的道路。
（本报记者苗春采访整理）
在悬念与细节中呈现一大
余曦（《1921》编剧）
观众对建党历史的走向早已熟悉，要想持续吸引观众并带来全新触动，答案在于“过程”。因为通往终点的道路充满偶然、犹豫、险境与抉择，编剧的工作就是将教科书上简短的记载，还原为特定时代下，具体人物在特定时刻的真实处境。创作《1921》时，我们运用了谍战、悬疑等叙事手法，让观众带着“他们如何完成建党”的探索心理观看。
建党这段历史通常包含重大事件、思想演变、人物命运这三个可供影视化的维度。若只能选择一个表达入口，我认为是人物命运的选择。电影最擅长的是让观众与人物建立情感联系。只要人物的困境、抉择和付出的代价足够真实，观众便能跟随角色理解时代思潮与历史全貌。
百余年前的建党先驱大多正值青年。1921年，一大代表平均年龄为28岁，与当今的年轻人具有天然的“年龄共振”感染力。影片中设计了毛泽东在上海法租界奔跑的戏份：他目睹法国国庆日的烟花与狂欢，看到了“别人的国家”的景象，内心受到强烈冲击，也感到不甘。整场戏没有一句台词，却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我同时从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与商业类型片的创作。悬念、节奏、人物成长等类型片手法能够提升作品的观赏性，但必须尊重历史的底色。类型化手法只是表达工具，不能用于扭曲或篡改历史。例如，可以运用谍战、悬疑元素来放大在租界开会的紧张感，但不能为了追求戏剧效果而虚构特务枪战的场面。
细节是历史叙事的血肉。缺少生活化的细节，宏大主题便如同只有钢筋没有砖瓦的建筑。《1921》中有一场天台夜戏：李达与王会悟闲谈时，李达划了一根火柴，发现产自日本，感慨“偌大的中国，竟没有自己的火种”。这个细节基于当时中国工业落后、连火柴都依赖进口的真实历史，同时也暗喻了“星星之火”的革命意象，以微观场景承载了时代的分量。
要将历史上的“建党时刻”转化为长久留存的影视场景，需要将抽象概念转化为具体动作：嘉兴南湖一艘船里众人压低声音交谈，外面有人望风，随时准备假装打麻将以规避风险——具象的场景才能传递秘密会议的紧张氛围。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黄金分割点在于情感的真实。事件、时间、人物不可更改，但人物的情感、对话和细微反应，是编剧可以运用想象力去充实的。做好史料考据，了解历史边界，再在边界之内进行创作，才能让建党故事持续打动一代代观众。
以鲜活画面还原真实历史现场
詹庆生（革命历史题材影视研究专家、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原教授）
几十年来，以建党为题材的影视作品不断推陈出新，不同镜头下的建党时刻，承载着不同的叙事思路与审美表达，串联起大众的党史影像记忆。
梳理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的建党题材影视作品，可以清晰地看到创作的变化。《开天辟地》具有较强的文献性，以中规中矩的方式用影像重现了党史相关材料，其中也保留了由一手史料转化而来的细节，例如周恩来使用“伍豪”的化名即来自抽签抽中的“5号”。到《建党伟业》，叙事时间线向前拓展，从辛亥革命之后开始讲述，尝试构建更复杂的历史情境，展现更多历史人物，并从中提炼建党的历史必然性。再到《1921》、《觉醒年代》等作品，创作者发挥了更大的创造性和能动性，从史料中挖掘新素材，寻找历史叙事的新可能性，并且有意识地引入悬疑等类型元素，提升了观赏性。更重要的是，主创人员立足当代的思想和审美，构建了更复杂 Thus, the creative team has leveraged contemporary thought and aesthetics to construct more intricate historical scenes and portray more vivid historical figures. Furthermore, they have fully employed the latest cinematic techniques to creatively expand artistic concepts and presentations. For example, the scene of Mao Zedong running on the Bund in Shanghai in "1921" and the numerous poetic and artistic passages in "The Age of Awakening" have brought a refreshing experience to the works.
Compared to theoretical, high-threshold academic works on Party history, films and television possess irreplaceable mass communication value. Audiovisual works feature stories, characters, settings, and conflicts, making them more engaging and impactful. The success of recent Party history-themed films and television dramas is partly due to the prevailing patriotic sentiment and national consciousness of the era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On the other hand, high-quality Party history-themed works further amplify this contemporary sentiment, fostering resonance between social psychology and the cinematic works. These two aspects are interdependent and mutually reinforcing.
To create cinematic scenes of the Party's founding with a strong sense of presence, creators must delve into vast amounts of historical material, not relying solely on secondary sources. They must thoroughly investigate original archives and other primary materials, then integrate reasonable artistic imagination into character development and dramatic construction. For instance, the dialogue in "1921" where Mao Zedong and Li Dazhao compare the founding of the Party to "the opening of a new company" originates from a letter Mao Zedong wrote to Li Dazhao on the eve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oday, if only one cinematic scene depicting the founding of the Party, characterized by its sense of presence and high degree of completion, were to be recommended, I would choose the segment of "Nan Chen Bei Li" meeting to found the Party in "The Age of Awakening." This scene serves as the core conclusion, dramatic climax, and value apex of the entire drama, fully responding to the era's question posed by the series: after the awakening of the people, how should the nation be saved? The answer lies in establishing a new political party. In the scene, as the two men alight from their carriage, they witness the dim and overcast sky and see refugees everywhere, their hearts filled with sorrow as they weep and make their oath to found the Party. The segment masterfully blends realism and artistic conception, with dialogue, cinematography, music, and editing seamlessly integrated. This oath-taking scene by the Hai River elevates the entire series to a new level, becoming a quintessential epitome of the Party's founding moment in cinematic works.
（本报记者苗春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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